法医类鉴定 1.法医病理鉴定：主要是对尸体进行检验，确定死亡原因、死亡时间、死亡方式等。在涉及死亡的案件中，通过对尸体的解剖、组织病理学检查等手段，判断死者是死于他杀、自杀还是意外事故等，医疗事故至人死亡的、交通事故至人死亡的，可能都需要鉴定。 2.法医临床鉴定：针对活体的损伤程度、伤残等级、劳动能力丧失程度等进行鉴定。比如在交通事故、人身伤害等案件中，确定伤者的损伤情况是否构成轻伤、重伤，以及相应的伤残等级，以便于合理确定赔偿数额等。 3.法医物证鉴定：通过对血液、精液、毛发、骨骼等生物物证的分析，进行个体识别、亲子鉴定等。在刑事案件的侦破中，利用法医物证鉴定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在民事案件中，如涉及亲子关系纠纷的案件，也能通过该鉴定明确亲属关系。 物证类鉴定 1.文书鉴定：包括笔迹鉴定、印章鉴定、打印文件鉴定等。例如，在合同纠纷案件中，通过笔迹鉴定可以确定合同上的签名是否为当事人所签，印章鉴定可以判断文件上的印章是否真实有效，从而为案件事实的认定提供重要证据。 声像资料鉴定 1.语音鉴定：对录音资料中的语音进行分析，包括语音的同一性鉴定（确定两段语音是否为同一人所说）、语音内容的识别等。在一些涉及电话诈骗、敲诈勒索等案件中，语音鉴定可以帮助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2.图像鉴定：对照片、视频等图像资料进行鉴定，如确定图像的真实性、是否经过篡改、图像中的人物身份等。在知识产权纠纷、监控视频相关案件中，图像鉴定有着重要的应用。 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主要是对涉及案件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判断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等。例如，在刑事案件中，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态存在问题，通过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可以确定其是否在作案时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从而影响对其刑事责任的判定；在民事案件中，如涉及老年人签订合同等情况，判断其是否具有足够的民事行为能力。 总之，很多事实是法官需要借助鉴定才能搞清楚的事实，也就是说，鉴定结果对诉讼的最终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提前了解鉴定结果，更有利于诉讼结果。

律师需要对案件进行初步风险评估。若当事人主要面临财产分割难题，律师会指出可能存在的隐藏财产风险，如一方可能隐匿的银行存款、股权等资产形式。对于子女抚养权争议，律师会根据已知的双方抚养条件，初步分析当事人在抚养权争夺中的优势与劣势。但线上获取信息有限，目前的风险评估只是初步判断，要得到更为确切、精准的分析，还需进一步安排面谈，在面对面交流中深入挖掘案件细节，为当事人提供更全面、可靠的法律建议与风险评估。 律师还需要对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证据进行梳理，评估证据的有效性、完整性以及对案件的支持力度。若证据不足，律师会告知当事人需要补充收集哪些证据，并说明证据收集的难度和可能面临的风险。比如在争取子女抚养权案件中，若当事人仅有自己口述的对子女照顾情况，而缺乏诸如就医记录、学校沟通证明等书面证据，律师会指出证据的薄弱点，并指导当事人如何收集更有力的证据。同时，律师还会评估案件在诉讼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如对方提出的抗辩理由、法官对证据的采信程度等不确定性因素。 特别重要的是，案件走向预测：综合法律分析和证据情况，律师需要对案件的可能走向进行预测。例如，在离婚财产分割案件中，如果夫妻共同财产界定清晰，证据充分，且当事人无明显过错，律师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当事人在财产分割中可能获得的大致比例。但如果案件存在复杂的法律争议点或证据缺失严重，律师则会向当事人说明案件结果的不确定性，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下称《解释一》）中涉及监护权被侵权后的救济条款进行讨论分析，共三条，涉及监护权被侵害后财产、精神损失救济，被监护人死亡后监护人基于监护权灭失的赔偿权利。与之前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条比较，《解释一》首次明确对监护人的权益保护，强化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监护纽带，对稳定监护关系、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障父母行使监护权有极大推动作用。 监护权被侵害后如何救济，《解释一》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释明。 首先，可以主张恢复监护状态过程中产生的财产性损失。“恢复”不是发生在“首次争取监护权”或者“撤销监护权”的过程，而是指在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形成稳定监护状态后，他人恶意行为致使监护权无法履行，监护人遂为了重新建立监护权而产生的行为。此类恢复行为一般有：子女被拐卖后的父母的寻亲和离异父母对探视权的争取。 离婚纠纷中，单方监护人（父母）藏匿、抢夺被监护人，通过控制被监护人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剥夺另一方的监护权的情形屡见不鲜。此次明确赔偿财产损失，对监护人的保护更加完善。 个人认为，财产损失应当包括误工费、交通费、律师费、针对被拐卖儿童的寻亲费用等直接财产损失。 其次，明确近亲属作为监护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解释一》规定导致严重损害才能主张，但承认剥夺监护权可能带来严重精神损害，已经是法治进步。 特别是针对被拐卖儿童的情形，给父母带来的精神创伤无疑巨大，此次《解释一》正式弥补了之前拐卖儿童罪中民事赔偿诉讼缺失的尴尬。哪些情形属于严重损害，将此价值判断留给法官自由裁量，应该也是现阶段最优方案。 再次，明确被监护人死亡后，作为近亲属的监护人可以依据监护关系侵害而请求赔偿。即父母等近亲属除可以依据人身损害提起赔偿请求外，还可以依据监护权侵害另行提起赔偿请求，从这一点来说，《解释一》比《民法典》更具人文关怀，毕竟未成年子女的死亡给父母带来的伤痛，较之于其他亲人去世的情形，更具精神创伤。

案情：被告在有80多人的工作微信群内@原告，称“你是不是SB，全班组都能干，你不能干，你是没长手还是手断了，死基佬”。原告遂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判决：“一、被告在微信群‘车队群’内发布道歉申明，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核）；二、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三、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3000元。” 承办律师评议： 一、名誉权与人格权的区别 类似案件中，法官一般会询问原告：“你认为对方侵害的是名誉权还是人格权？”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不能认清两者关系，存在很大可能败诉。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是名誉权的上位概念。名誉权是指对民事主体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社会评价。 如侵权人行为是公开他人的相关事实，如聊天记录、照片等，则可能造成名誉权损害，也可能并不会降低社会对他的评价，此种情况就不适用名誉权侵权。 如侵权人行为是捏造他人事实并公布，则需要具体判断，并不是所有辱骂或者捏造事实都必然导致名誉权侵权。 还有一种常见情形，即微信私发消息进行辱骂。此种情况是否属于名誉权损害，如何维权，更需要考验诉讼策略和庭审技巧。 二、倡导和谐的社会交往规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及的“友善”，要求公民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善待他人，构建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在现今社会，竞争压力不可避免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是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 本案的判决，指引社会成员在沟通交流中，保持理性、克制、文明、友善，每个公民都需要在沟通中，注意自己的言行。“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社会很多矛盾的起因，都是因为双方言语不合。 规范社会成员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态度，引导相互间的理性交流，是当今社会进一步文明、和谐、稳定的现实需求，法官的判决也深有此意。

总有人问我，刘律师，你觉得我们的案件胜诉把握有多少，我一般会告诉他，胜诉率评判没有太多意义。就大部分案件来说，我们愿意接受委托，就能说明有基本的辩驳空间，起码我当事人的说辞，我认为是可以部分得到法官的采信。但至于我们的观点能否全部得到法官支持，就非常难说，毕竟很多案件的事实已非常清楚，争议焦点只是对应的法条援引和判决结果价值导向。 凡是能够保证胜诉率的，都是在利用你的认知，讨好你的情绪。 如果你已经聘请律师或者准备聘请律师，可以和我沟通，我来帮你分析，律师是否优秀？ 认真的律师会梳理案情，把握每一个关键点，在诉讼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